——忽然就下来了个发文，要取几千石豆和大米，几千束草，若干头健骡，若干条口袋，若干口铜锅，若干匹战马，送到某某部队驻地交纳。——州县没有办法，就先借用正饷送上去。可是摊派到村子里的，那就比比皆是了。所以，私派比正赋要多。
私派比正赋多，暗的比明的多，这才是要害。由此我也再一次长了教训，就是我恶习不改，经常对统治者存有幻想。说到这里，我干脆就一并承认了吧：尽管我自称没有替皇上辩护的意思，但我内心深处潜伏着对崇祯的同情。这位年轻人当了十七年皇上，满心焦虑，天天熬夜，不近女色，没完没了地批阅文件，处理他难以胜任、恐怕也没人能够胜任的天下特大号难题，动不动还要下一道罪己诏作自我批评。十七年如一日，简直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。换了我当皇上，被那许多诱惑包围着，我能像他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吗？说话要凭良心，皇上可不是坏人，我愿意相信皇上，也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种种明文规定。可是，我这样做是要犯错误的。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，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蔽在漂亮文章下边的实际利害格局。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，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骗人唬人的企图。
我们还是接着说税收摊派和土地价格。公派私派和明税暗税征到十两银子的份上，地还能要么？按照顾炎武的说法，这时候人们的反应是：“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。”这就意味着，在到达崇祯死弯的谷底之前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，那就是大面积的土地抛荒和流民的出现。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队伍的后备军，他们的出现又可以更多地制造荒地和流民，进一步压低田价。
据钱泳《履园丛话》记载，崇祯末年，盗贼四起，年谷屡荒，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，每亩田价不过一二两银子。田的成色稍差，也有白送没人要的。如果一个饭馆白送也没人要了，或者便宜得一塌糊涂，我们当然可以推测，这时候不会再有人开饭馆了，饭馆的厨师和服务员也要大规模失业了。事实上这正是明末农民的处境。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户口（纳税单位）“逃亡过半”，流民遍天下的记载。
人逃走了，地也荒了，官吏和军队的数目却越来越大，他们总要穿衣吃饭。这就要求我们的父母官更加严厉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农民，把他们也逼跑。（明）杨士聪在《玉堂荟记》卷四里痛骂杨嗣昌，说他服毒自杀活该，不死也要建议砍了他的脑袋，砍了脑袋仍然死有余辜。如此痛骂就是因为杨嗣昌建议加派。他加派的兵饷，只能加于尚未造反的地方，湖广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这些已乱的地方根本就没法加。而未乱的地方，“一日未乱，则加派一日未已”。最后闹到天下全乱，无处加派拉倒。杨士聪描述的大体是一个恶性循环，是崇祯死弯最后阶段的加速下跌。
以上说的都是农村和农业，没有涉及工商业。实际上，工商业的财富更集中，敲诈勒索起来也比较省事，而官场与乡绅联系密切，与工商业的联系却弱得多，敲诈起来的内部阻力也小得多。所以，在农村发生危机的时候，工商业的失业大军也出现了。据统计，在山东临清，73家布店中的45家，33家绸缎店中的21家，都于17世纪初被迫倒闭关门。北京门头沟的矿工曾在1603年进城示威。苏州、松江、杭州、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业中心，几乎每年都出现市民暴动。工商业对税率和腐败的反应比农业敏锐得多，农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为底线，工商业没了利润便要破产。工商业的崩溃导致农产品市场萎缩，又会加剧农村的危机。这方面的内容讲起来另是一大篇文章，在此暂且从略。
在崇祯死弯的下坡路上，明朝的官军又狠狠地踹了社会一脚。
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《守郧纪略》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。他说，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六月，他奉命驻守郧阳。七月初，他从长沙动身，水路到达荆州，路经襄阳，八月初六进入郧阳。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，村落破败，没有人烟。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，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。
他说，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，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，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，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。“淫污之状不可言”。住了几天大军开拔，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，十多天后他到了，竟然找不到米和菜。士绅和百姓见到他，无不痛哭流涕，不恨贼而恨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