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区官员近日频频放话，郑重表示《国安法》对新闻自由不加设“额外不合理的限制”，政府又“重视善意批评”，彷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当局如常尊重香港人享有的表达权利。
不过，此地无银的官话并不能洗白历史。北京于2020年领令于七月实施《港区国安法》以来，香港言论及新闻自由遭逢剧变。例如《壹传媒》集团连根拔起，《立场新闻》被迫结业，两间传媒的多位高层被当局按《国安法》或《煽动法》起诉，至今官司未了，由此掀起的寒蝉效应，直接窒碍传媒表达民间异见的声音。
高官真的不察《国安法》对自由的破坏力就是无知，但若心知肚明还来郑重声明，以为官方澄清过后，新闻自由便雨过天清，若不是敷衍了事，就是不负责任。其实正是他们也发觉《国安法》不断被人质疑过份侵害言论自由，压缩传媒批评的空间，他们才会连番发话，否则岂非多此一举？
他们的自知之明，也可从他们的说话看到。律政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“额外不合理的限制”，不是说现在的限制不会比过去多，而是在他眼中，新加的限制合理，所以便没有“额外不合理的限制”。又如政务司长陈国基表示“重视善意批评”，但需要“提出一些有效、有建设性的建议”，政府才会欢迎。官员咬文嚼字，无人可以阻止，但若相信加些形容词便可以赢取市民信任，改变对《国安法》的看法，以至令大家放胆批评政府，看来低估香港人的智慧。
例如林定国不回应联合国六位人权专家质疑《国安法》力量无比，其权威和效力都超过本港其他法律，包括可凌驾受国际人权公约保护的自由权利。没有国际人权专家的认可，限制言论还算合理吗？再如批评政府，疫情期间批评“清零政策”弊大于利，或者反对眼下一党专政促成独裁，不利中国长远发展，却没有提出建议，又或者建议的效果未必有效，陈国基又会否认为“不爱国”，以至颠覆国家呢？
讲好话不如做正事。特区官员若诚心尊重言论及新闻自由，倒不如做些实事。首先是遵守法律，为新闻界提供官方资料。终审法院去年六月裁定记者蔡玉玲上诉得值，并批评运输署没理由禁止“真诚的新闻调查”（如怀疑车主使用车辆作非法行为），作为车牌查册目的理由。
不过，今年一月以来，运输署反而加强戒备及审查，规定新闻工作者申请车牌查册时，须以“例外情况”申请，并需要运输署长信纳有关申请符合“重大公众利益”。因此，署长要求记者详细解释他们索取的资料符合什么公众利益，又是否非此不可，导致申请过程异常漫长。根据香港记者协会记录，今年至三月底，共有16宗申请，但至今没有一宗获得批准。一个欢迎传媒批评的政府，会这样手紧吗？
其次是不再无理攻击传媒，让新闻界安心工作。保安局长邓炳强公开批评《明报》尊子漫画，正是一例。事缘政府要求立法会预留52亿元，替纪律部队添置先进通讯器材，尊子漫画借题发挥，讽刺通讯系统改善之后，可以捉拿更多疑犯，有需要多起两座监狱，聘请更多狱卒，遂借漫画人物的口，要求拨款增至200亿元。保安局长不知讽刺与幽默为何物，自然破口大骂，指漫画带有误导的指控。
这类官方批评不是第一次了，但邓炳强今次责骂后大约一个月，尊子漫画停刊。由批评到停刊之间，政府官员有否面见《明报》高层，晓以大义，不晓得，也不重要，因为邓炳强早已表明立场，因此《明报》的停刊决定，他显然喜见乐闻，但传媒中人只感到空间进一步收缩。
最后是阻止“不可抗力”日渐强大。新闻自由只能存活于活泼自由的公民社会，但当下香港，记协主办音乐筹款晚会，因为“不可抗力”被迫取消，一拳书馆为一间学校筹办推理小说展览，因被匿名投诉，临时无法举行，而见山书店结业前，遭到此起彼落的投诉，引致不同政府部门调查，令经营者疲累不堪，知难而退。倘若政府无法遏止“不可抗力”对公民社会组织的干扰，甚至沦为被它利用的工具，又如何保障新闻机构和记者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？
要改善新闻自由的环境，特区当局无须问传媒和市民，而是反求诸己，问自己可以做什么。
